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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时候我们内在的冲突可以看作是几个不能相容的内射性客体在发生冲突。消除冲突的方式在操作上可以具体化为解决这几个客体意象间的冲突。下面举例说明：
　　一位女士的问题不在于她有外遇，而在于她为自己有外遇而感到十分自责。她形容自己的老公是完美无缺的男人，每天下班就回家，做饭擦地板，全部工资都交给她，性生活也很和谐。谈起老公，这位女士便内疚得泪如泉涌……尽管如此，她还是抵抗不了情人的每次邀请，她形容与情人出游的日子就象一次庆祝。每次咨询的时候她总要问治疗师“我是否是一个坏女人？”治疗师没有对这一问题做出简单的回答。她反复焦灼地拷问自己：“为什么我不能象其他女人一样，每天上班回家，和丈夫呆在一起看看电视，就获得满足？我太不正常了！”如果治疗师问她，她的理想生活是什么，她便会说就象其他女人一样过着平凡普通的生活，然后终其一生，努力挣钱，换更好的车，更大的房子。
　　最近，她的情人与她分手了，她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尽管如她的理性所愿，她开始过上了上班回家，和丈夫呆在一起的“模范”生活，但是她却感到自己“几乎要崩溃了”。她开始挑丈夫的错，与丈夫频繁激烈地争吵，对工作感到厌倦，与同事发生争执。而在她有情人的那些日子里，她却精力旺盛，热爱工作，对同事的错误能够宽容。她问：我怎么会这样？
　　我问她，我们假想一下，如果你过着一种单身生活，随意地跟你喜欢的男性约会，你感觉如何？她说，“我也许会快乐，但同时又无限地自责痛苦。”我又问，我们再假想一下，如果你就此过着你十分向往的平凡生活，你又会怎么样？这次她立刻回答说“我会崩溃！我会死掉！”她谈起当她的女友劝她珍惜自己的婚姻和这么“模范”的丈夫时，她反驳说“人活着就要是追求快乐，这样沉闷地活到七十岁，又有什么意思？”但是当她真的产生想找个情人的想法时，又觉得无法容忍自己，她甚至不能容忍自己和丈夫以外的男人（如男同事）去单独吃饭。治疗师感觉在她的内心仿佛有两个人在共同生活，这两个人在价值观方面几乎有着南辕北辙的差异。
　　很有意思的是，在治疗的过程中，我们总会花很多时间和来访者谈论他们的父母，因为这是他们心理结构中最重要的人物。来访者在回放小时侯对母亲的记忆时，她突然想起了一个她曾经认为并不十分重要的人——她的伯母。来访者的母亲是一个传统、刻板、严苛的母亲，总希望自己的女儿中规中矩。她的伯母住在她家隔壁，因为没有生育，所以非常喜爱来访者，常常偷偷塞钱给她零花，并且在她母亲打她的时候过来劝解。放暑假的时候，母亲为了管束她，把她反锁在家里便上班去了。伯母等她的母亲上班去了以后，就偷偷地把门打开，让她出去玩，估计母亲要回来的时候再让她进屋重新把门反锁上。母亲发现了这件事情以后便痛打了来访者一顿，并且揪着她的头发拉到伯母门口扯着嗓门指桑骂槐，从此母亲和伯母交恶，也逐渐断绝了联系。母亲告诉来访者说因为伯母不是她的亲生母亲，所以可以不负责任地宠她，其实不是真的爱她，而是在害她。自己是她的亲妈，所做一切都是为了她好。来访者立刻接受了母亲这一说法，认为伯母并不是真的爱她。（这里可以看出，人在无意识中倾向于向自己亲生的父母效忠）。治疗师立刻感到来访者的母亲和伯母与来访者形成双重价值观有着很大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有两个母亲！当然，也可以说，经过客体内射以后，B的心理结构上形成了两个超我——一个宽容，一个严苛。治疗前，她亲生母亲的超我部分占绝对优势，治疗后，因为治疗师的宽容和接纳唤醒并加强了另外一个较为宽容的超我的力量——这样才能解释为何在十多次治疗以后而不是以前她才回忆并讲述了她的伯母。
　　治疗师开始向她解释母亲和伯母所做的都是基于爱，只是严父慈母，着重点不同而已。如果能够把母亲比拟成一般意义上的严父，总是以建立标准要求孩子来实现爱，那么可以把伯母看成是慈母，也许有些太娇纵了，但同样也是基于爱。来访者立刻领悟到了治疗师的意思，并说看到很多朋友的父母就是这个样子的，教育方法有异，但夫妻关系很好。治疗师解释道母亲说伯母不好，是不愿意让另外一个女性（特别是妯娌，关系本就微妙）来分享自己女儿的爱。治疗师让来访者象过电影一样具体想象一下，假设母亲和伯母是感情很好的亲姐妹，一个慈爱，一个严格，两个人同时来爱自己，就象很多严父语重心长地劝解慈母不要太溺爱孩子，而慈母又在严父发脾气时打打圆场，彼此劝解，相互包容的情景。来访者很聪明，她静默了几分钟（在意识清醒的状态下）便肯定地说她能想象出这幅画面来。
　　治疗师便嘱咐说现在她只需要干一件事，就是常常想象她的母亲和伯母同在，并相互劝解对方，感情和睦的场景。她照做了。治疗得到了突破性的进展，三周后，她便汇报说不再产生想找情人的冲动了，但可以和一些异性去茶楼喝茶聊天，或者吃饭看电影之类。她奇怪地发现自己没有任何内疚感了。她说，以前我总怕别人说我是坏女人，现在我可以很轻松地跟同事说“下班我约了一个帅哥吃饭，你们是否知道好一点的地方？”她发现同事们并没有象以前她担心的那样把她当成是怪物，反而说她“平易近人”得多了，老公也对她和异性的正常交往表示了理解和宽容，回到家中，看老公也顺眼了。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连治疗师都感到有些意外，她竟找到了两全之法。但细想也在情理之中，所幸来访者的婚姻有感情基础，性生活又比较和谐，她需要的仅仅是更多异性的交往来激发生活的热情罢了。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来访者做出的生活选择并不是治疗师引导（或教育）的结果，而是她自己超我冲突消解后自发的行为。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个案里，改变的并不是某一个单独的内射性客体，而是改变了两个联系紧密又相互冲突的客体意象之间的关系，并使之趋于融合。客体之间的融合，微妙但深刻地带来了两种超我评判的融合，使之综合统一，走向那个恰恰好的适度处（或称为中庸）。